美麗的死亡

寄件者 Prag0406-0408

荷蘭安樂死法律爭議不斷

兩千零四年七月底，在一個安靜的德國小鎮，坎姆特登(Kempten)，一位樂於助人卻內向的男護士遭到逮捕。這位在老人院工作的二十五歲護士，被指控使用鎮靜劑和麻醉藥謀殺十位垂危病人。護士遭到逮捕護士承認，他實在是無法承受那些病人受的苦，所以提前幫他們解脫痛苦。



這個男護士在德國犯下的是謀殺罪，因為他在未經『病人同意』，自行為病人實施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先撇開未經病人同意這一點，如果他得到病人的懇求，而為病人實施主動安樂死的話，在德國，還是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主動安樂死違法。

安樂死分為兩種，被動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和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被動安樂死是指醫生在評估病重病人的病情，在得到病人本身和家屬同意，不再提供賴以維生的氧氣或機器，讓病人自然死亡。被動安樂死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是合法的，但醫生要主動和司法單位提報，不可以隱匿。主動安樂死是醫生在發現病人病情無法改善，得到病患的請求下，利用注射藥物，主動為病人結束生命。至今主動安樂死在全世界，只有荷蘭和比利時是合法，在其他的國家，都是屬於犯罪行為。

一九七一年，荷蘭女醫師吐魯斯。波斯特馬（Truus Postma）幫助她病危的母親安樂死，結果才被判一星期的徒刑，並可以保釋。這項判決引起荷蘭整個社會的討論。一九七三年，荷蘭安樂死促進會成立，成立的宗旨是：為了增進荷蘭人民對於安樂死的接受度和推動安樂死合法化。這兩個事件漸漸影響荷蘭人對安樂死的看法，因為宗教上的理由，覺得只有上帝可以決定人的生死的這項觀點，在荷蘭，慢慢被尊重當事人對於死亡的決定權所取代。

三十五歲的賈克玲（Jacqeline），小孩已經十一歲大，患有多重硬化症。對於療養院有抗拒的她說，「如果我的未來是要在療養院度過，那寧願讓我一死了之。」在九零年代中期，她的病情惡化，此時，賈克玲請求醫生執行安樂死，她就好像安樂死EUTHANASIA的拉丁文原意般，求得「美麗的死亡」。賈克玲天主教的先生贊成他太太的決定，「賈克玲知道，她的健康會持續惡化，這樣痛苦的生活，並不是上帝創造人的目的，上帝創造我們，是要我們好好享受人生。」

四十三歲的愛夫（Elf），患有不可治癒的肺部疾病，並不想等到自然的死亡。他對生命產生質疑，「當我不能在享受生命的時候，我能從生活中得到什麼？生命的價值在哪裡？」愛夫的醫生決定幫他主動安樂死。

慢慢的，司法機關也順從民意，對執行安樂死的醫生或心理諮商師判決寬容。一九九三年，一位心理諮商員恰伯特（Boudewijn Chabot）幫助一位患有強烈精神官能症的母親安樂死，因為她失去兩個兒子，也喪失求生意志，法官判決諮商師無罪。更有名的是荷蘭前政治人物愛德華。布龍傑斯馬（Edward Brongersma）決定要主動安樂死，因為他覺得自己年華老去，心理無盡的寂寞，此時的愛德華想念有品質的生活，對於現在的生活感到不滿和痛苦。醫生給他足夠的嗎啡，幫助其脫離人生的苦海。結果醫生被判無罪，也給予想要脫離無盡苦海的老人們一線死亡的生機。

二零零一年，荷蘭通過安樂死法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允許主動安樂死的國家。在全世界其他的國家對於這項法律還存疑時，在荷蘭這個低地國，卻有百分之九十的民眾，贊成主動或被動安樂死，賦予醫生藉由專業的判斷，幫助無求生意志的病患死亡。

這個法律遭致國外的媒體的聲討，國外的媒體包括CNN，都對荷蘭的新法律產生質疑，大喊這是人類意志的淪落。當時的首相寇克（Wim Kok）極力捍衛這項法律，「我們不須為通過安樂死法感到羞恥，媒體對於這項法律並沒有真正的瞭解。這項法律對於醫生或心理諮商師還是有很高的要求，對於所使用的藥物也有嚴格的管理，這並不是說，醫生就可以任意使用安樂死，且無法可管。」

新的法律規定，只要醫生符合三個條件，對於病人的主動安樂死並不受罰。病人必須患有無法治癒的病症，而且痛苦的無法承受，並且主動且明顯的表達出想死的決心。醫生必須小心的照顧病人，並且向一個以上的同事商量，最後病人死亡之後必須讓法醫鑑定屍體。十七歲以下的青少年必須有父母的同意才可以實施安樂死。

什麼是無法承受的痛苦呢？以前需要有檢察官的參與，新的法律採取一種較寬鬆的方法判定。醫生或心理諮商師，法官和所謂的倫理學家組成一個委員會，只要這個委員會判定病人的痛苦無法承受，醫生就可以執行安樂死。

這樣看起來，沒有得到病人首肯的安樂死還是一種謀殺，醫生並不能任意決定病人生死。安樂死法律似乎是一種尊重人性，人權先進的表徵。但在荷蘭的醫院卻發生了一個怪現象，越來越多病重的患者，在脖子上掛起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醫生，不要讓我死』。這個所謂的求生卡（Credo Card），可以避免醫生在他們昏迷的過程中，對於病人實施主動或被動安樂死。

這個看起來很諷刺的求生卡，卻也無形中觸動荷蘭醫院的黑幕，也就是愈來愈多的醫生再也不詢問病人的意志，對病患實施安樂死。這是英國醫學雜誌Lancet對荷蘭醫生做匿名問卷時，怵目驚心的發現。

家庭醫師楊正遭逢一項難題：渡假的機票已經定好，旅館如果取消，錢也拿不回來，另一方面，癌症末期的老爹正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需要醫生從旁協助。醫生轉念一想，老爹也活不過幾天，早走晚走都是走，何苦讓他影響假期。這時醫生拿起高劑量的嗎啡，注射到老爹體內，這劑量高到足以殺死他。可是重病的老爹，還並不想與世長辭。

奇蹟發生了，當醫生回來檢查病人是否病逝，結果重病已久的老爹竟然心情好的坐在床邊。原來這是幾星期以來，老爹得到最足夠的嗎啡劑量，讓他能夠忍受疼痛。因此，醫生的假期也泡湯了。

這是荷蘭醫生口耳相傳的玩笑，卻也相當反應歐洲醫界某部分的事實。當醫生卡若‧古寧(Karel Gunning)聽到同事向他轉述這個故事時，嚇了一跳。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將病人安樂死，是如此的輕易和正常，也不需要任何嚴肅的理由。更讓他感到憂心的是，這個笑話，已經距離事實不遠。

持相同看法的醫生不少，長期觀察荷蘭醫界現象的醫學倫理學家歐登庫(Fuat Oduncu) ，和慕尼黑大學法律醫學研究所所長愛森埋兒(Eisenmenger)，都對安樂死質疑。他們根據長期匿名問卷所做的結論表示，在荷蘭發生的安樂死病患，到底是非法被殺還是被謀殺？

造成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律控管不嚴。雖然在荷蘭，沒有得到病患同意的安樂死算是謀殺罪，但在這十年來，沒有任何一位醫生遭受到控告。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地鐵逃票者被逮到的機會，竟然比逮到非法將病患安樂死的醫生機率來的大的多。如果醫生不小心被逮到，那他也不用太擔心，因為最重要的證物，是被告醫生自己寫的報告。

如果醫生是遺產繼承人，新的法律也禁止他為遺產所有人安樂死，因為這樣的話，他就有為了財產而犯罪的嫌疑。不過如果真有人這樣幹了，也沒啥大不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安樂死法律並不受檢調體系的干涉，如果有醫生犯了違反安樂死法律的案件，他並不接受檢察官的調查，反而是一個由醫生組成的委員會。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醫生甘犯眾怒，挺身指控其同事犯案。

在荷蘭，至今只有一位醫生因為為病人安樂死而遭到判刑，而且罪刑和安樂死本身無關。兩千零二年，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醫生，將病人主動安樂死，結果他在死亡證書上寫下自然死亡。醫生被判偽造文書罪，罰款五千盾（Gulden荷蘭幣值），折合台幣九萬元。

阿姆斯特丹犯罪學家儒頓福朗司(Chris Rutenfrans)，在德國愛爾朗恩(Erlangen)舉行的會議中報告一個案例：一個病患因為家庭因素，向醫生表達要死的決心。這位醫生很清楚，病患這樣說的原因是，他的老婆已經不想照顧久病的丈夫，要他在安樂死和療養院作個抉擇。結果病患選擇安樂死，醫生也照辦。

一九九零年，檢察總長瑞摩靈克(Jan Remmelink)發表了一份對安樂死所做的調查，也就是著名的『瑞摩靈克報告』。報告中指出，只有很少的醫生在執行完安樂死後，會據實寫下死亡原因。在報告所研究的那一年中，有三千三百個病患死於醫生主動注射毒品，或是使用過量嗎啡，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案例，是沒有經過病患或家屬的同意。

更多的案例是，病人因為醫生並沒有徵得病人的同意，拉掉維生器材，或不再供給醫療而喪命，很多並不是因為真的病危，而是醫生覺得如果他們繼續生存下去，生命品質會很差，所以驟下決定。

根據瑞摩靈克報告，在十三萬件的死亡案件中，大概有兩萬件的死因，是經由醫生判定而執行的死亡。新的數字並不清楚，因為九零年之後就沒有相關的研究，但因為愈來愈少的醫生在執行安樂死之後，向政府機關報告，所以這個數字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雖然看起來這麼令人不可理解，好像醫生無形中扮演死神的角色，不再是救人的活菩薩，但在荷蘭，要改變這樣的現狀已經非常困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已經將安樂死當作在平常不過的事。尤其是年輕人，他們相信，如果病重時，還要和一堆機器綁在一起，那簡直和活死人差不多，這時還不如有尊嚴的安樂死。。

這件事在德國卻很不一樣。根據一項病重癌症病患的問卷，在德國，大部分的病患，並不會想到安樂死解脫。甚至有些病患，已經痛到需要疼痛醫生的安寧療護，還是想辦法要活下去。他們從很多的經驗學到，其實人生還是會有奇蹟出現。

醫學倫理學家歐登庫表示，「大部分的人其實在走到最後一程時，並不想那麼快的死去。他們並不想受苦，但他們也不想死。」根據他的研究發現，只有很少的癌症病患，在最後會痛到連嗎啡都無效。可惜的是病人得到的嗎啡量其實都不夠，只有百分之十的癌症病人得到他們該得的量。

已經是全世界最寬鬆的荷蘭安樂死法律，還是有人不滿意。『荷蘭自殺協會』（NVVL）是荷蘭促進安樂死最激進的團體。他們發起一項所謂自殺藥片的計畫，也就是批准每個超過七十五歲的老人，隨身攜帶自殺藥片，隨時可以自己安樂死。但這樣不可思議的要求有人認為還是不夠，因為這種法律『歧視』年輕人。這樣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政府機關的首肯，為了避免自殺成為社會的風氣，荷蘭現任總理巴肯德(Jan Peter Balkende)表達了反對自殺藥片的要求。

因為各個教會都反對主動安樂死，很多人會誤以為這是教會的宣傳，其實，已經有很多的人投入反對的陣營，其中包含許多社會主義者。這些以往對於人權最堅持的社會主義者，現在也為了反對主動安樂死而努力。但他們和教會的理由不同，他們並不是因為人的生死權只有神能決定，而反對主動安樂死，反而認為，主動安樂死在現今的法律下，並不能真正賦予人決定和使用他的權利，反而讓許多人，像是醫生，邪惡的濫用他們的權力。

這樣的允許安樂死真的是人權的表彰嗎？很多人開始在懷疑，政府是因為花費在國民健康上越來越多的錢，才慢慢誤導人民認為主動安樂死是一種神聖的事，以減少國家的醫療開支。這樣的想法雖然還沒有證據，卻慢慢的被耳語傳遞。法律如果愈來愈寬鬆，也就會有更多的政策因素甚至是經濟因素，會跑到決定病人死亡的這塊禁地。其實，大部分反對安樂死者，並不是真正的反對安樂死本身，他們只是不願意，我們以後的生命，是被一些計算健康保險的數學家所決定罷了。

參考資料

1.Die Zeit 06/2001 Die letzte Huerde

2. Der Spiegel Nr 30 7. September 2004
Der Gedanke der Toet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