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30日 星期二

地鐵的男孩



冬天的芝加哥,是個人人望之卻步的觀光地。怎麼說呢,靠湖的城市,大雪紛飛,可怕的不是零下十度的低溫,而是那吹來的冷風,陣陣不息,溫度有時可達零下三十度還低,跳腳的冷風,每個人裹緊著大衣,很難想像,這個精彩絕倫的大城市,在冷風的襲擊下,竟是如此的不堪。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前,一個黑人在過馬路時跳著小孩子才會有的腳步,邊跳邊喊著,「這是一份幫助流浪漢的報紙,如果你買了一份兩元的報紙,一元是報費,另外一元就是幫助我度過這嚴寒的生活費了,請各位先生小姐發發慈悲,幫助我這可憐的流浪漢吧。」

路過的觀光客神情冷漠,似乎對這情景見怪不怪了。身材魁武的黑人流浪漢倒有點生氣,大聲喊著,「如果你們連這兩塊錢都拿不出來,你們還有沒良心啊。」此時的聲嘶力竭,和當時來回於馬路的愉快腳步,竟顯的有點不搭嘎。

這時,我的思緒,卻突然來到了遙遠的柏林。柏林的地鐵中永遠充斥著賣報紙的流浪漢,一樣的叫賣聲,「MOTZ是一份流浪漢的報紙,一份一歐元,其中五十分是做為報紙的資金,五十分是給我度過殘酷人生的一點錢,請大家行行好,支持我們流浪漢吧。」這時幾乎每個車廂,都會有人拿錢出來,甚至有些人連報紙都不要。

柏林的流浪漢習慣在地鐵中晃蕩,對於柏林人來說,一點都不奇怪,柏林政府還會專門幫他們開暖氣,以應付嚴寒的冬日。於是,各色各樣的流浪漢就會出現在你面前,伸手要錢。最令人驚訝的事一個年紀很大的女人,瘦的真的只剩下皮包骨,一看真的生病很嚴重,一上車廂就開始說,我的格言是,做一分好事得一分善終,滴滴答答幾分鐘,道盡他人生的苦難。

我實在忍不住,就跑去問我同事,他們對於車上這樣要錢的流浪漢的看法,他們都一味的搖頭,忍不住說,「不是我沒有同情心,可是你知道德國政府每年花在社會福利的錢有多少?這些流浪漢,很多是領有社會救濟金,也就是一個月有三百歐元左右。看起來是不多,但他們不用繳房租,電話費也不用擔心,電視是不可少的用品,如果家裡有小孩,洗衣機也是免費附送。」我一個同事接近義憤填膺的說,「你知道現在在德國,因為福利太好,所以大家都不想做事。如果失業的,前半年是可以領百分之八十的薪水,後來逐漸減少,但最後還是可以領社會救濟金,這樣那誰還要做事呢?」

夜景(Nachtgestaltung)是一部描寫柏林流浪漢的德國電影,片中直接描述出流浪漢的生活,有人直接拿錢給他們了,錢不是拿去買酒,不然就是毒品,更有些女孩只好賣淫來供給花費龐大的古柯鹼。酗酒和毒品是柏林流浪漢脫離社會福利制度的兩大原因,如果要領到社會救濟金,毒和酒是非戒不可,如果不願意的人,當然寧願在街頭流浪,而不願被束縛。

這樣的情景,有的人生氣,卻有人覺得他們會酗酒和吸毒,完全是社會造成的。有人質疑,在越來越冷漠的國家中,敏感的人被排在社會邊緣,於是只能酗酒,或吸毒才能得到滿足,那這又是誰的錯呢?這社會的每一份子不是都在這樣的共犯結構中嗎?

德國是歐洲的福利國家之一,跟美國比起來,他們的福利規劃更完整,所花費的金費也不貲。像失業救濟金,是一種保險制度,當員工被雇用時,雇主和員工同時投保失業救濟金和退休金。美國是已經有了失業保險這樣得措施,但不像德國強制執行。德國對於社會福利的看法,基本上是有更深遠的眼光,而不是只有所謂人權或愛心一言以蔽之。他們對於福利制度可以抑制犯罪,是有程度的共識。一般人雖然對於有些人利用社福而逃避工作感到不滿,卻也知道這是唯一可以減少犯罪機會的作為。最好了例子就在美國了,美國雖然列為先進國家之一,可是社會福利制度卻非常不完善,比如說他們沒有全民健保,而西歐大部分國家卻早就規劃全民健保,德國更早在一百年前俾斯麥時就規劃勞工健保,可說是社福的先驅。所以美國大城市犯罪率之高,是其他西歐國家所少見的。

晚上四點多的芝加哥市令人害怕,這個城市犯罪率高到沒人晚上要出門行走。往往返返的地鐵中卻意外的出現很多睡著的旅客,仔細一看,每個人都帶著塑膠袋,裝滿家當。流浪漢在酷寒的城市中,只有地鐵列車才能溫暖他們的身軀。火車到站了,只見一個個人拿著家當,睡眼惺忪的走出列車,尋找下一班列車。我心想,外頭只有零下十度,他們卻要每小時的換列車,這樣的生活到底是怎樣?不自主的思緒回到柏林,流浪漢們可以往往返返的於列車中,至少不用受嚴寒之苦。柏林政府也刻意幫他們打開暖氣,維持最基本的溫度。這樣的思維,又是基於怎樣的瞭解和關懷?

芝加哥的列車中,出現了一個顫抖的黑男孩,男孩靠近我,嘴裡直叨唸著,我好餓啊,你有沒有錢給我呢?我搖了搖頭,男孩更靠近了,你袋子裡有吃的嗎?我真的好餓啊。我還是搖搖頭。男孩走了,一間一間的列車,竟然沒有人肯給他任何一點東西,我眼眶濕了,只好乘列車停駛時,塞了兩塊錢給男孩。男孩真的餓到頭都抬不起來,兩元靜靜的躺在手上。

在美國,貧富差距真的會讓你嚇一跳,有些人可以坐遊艇開跑車,很多人去連健保都沒有。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人只相信努力工作才是掙錢之途,而社會福利,只會養一些米蟲敗類,讓社會倒退。而德國,卻是相信社會福利才是讓社會進步的方法。一樣的地鐵,一樣的流浪漢,我卻看的兩樣制度,兩樣情。男孩顫抖身影,隨時出現在我的眼前,說著,先生,我真的好餓,你能給我吃的東西嗎?於是,我們相信的這個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男孩生活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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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4日 星期三

原諒我,牛頓


「原諒我,牛頓」,愛因斯坦在自傳上寫著,「作為一個最聰明和富有創造力的人,你已經在你的年代盡了最大的努力。」


愛因斯坦要牛頓原諒他,原因無它,因為他已經發現相對論,取代了牛頓力學在物理的地位。一九零二年,愛因斯坦度過生命中最慘淡的幾年,沒有人要推薦他做物理,只好在瑞士專利局找到一份工作。一九零五年,剛結婚兩年的愛因斯坦發表了三篇重要的論文,其中一篇就是狹義相對論。相對論,改變了人類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來,對於無限在物理上的定義和使用。

牛頓力學裡,相對運動是很簡單的。試想宇宙中有兩艘太空船,一架以每秒五公里的速度行駛,另一艘太空船要超過他,只要每秒比他開的快五公里,也就是每秒十公里的速度前進即可。結果這兩架低速太空船,很快的就要用盡全力,才能拼的你死我活,如果科技允許的話,牛頓可能會說,他們最終會以無限大的速度飛行。換句話說,速度是沒有止盡。

而愛因斯坦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速度真的可以無止盡的加上去?愛因斯坦在他的論文裡假設,如果所有帶有能量的物質,或是電磁波,速度都不能超過光速,物理定律會變成怎樣?

首先,時間和空間會和我們想像的不同。在牛頓定律中,時間和空間,就像互不干擾的兩條河,靜靜的前行。狹義相對論中,時間卻和空間緊緊相扣,彼此相依。第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速度越快的物體,測量的長度會縮短。就好比一艘太空船,飛得越快,他所測量同一個物體的長度越短。如果接近光速,長度會越接近無限小,也就是說,一個乘著光飛行的旅客,他所看到的事接都是無限小的,幾乎就是看不見,可以說是在虛無中旅行。這時,物理中的長度的無限小,就都只是相對而言。

再來,速度越快的物體,時間會變慢。愛因斯坦曾經舉過一對雙胞胎的故事。如果說現在科技很發達,雙胞胎的其中一人,將開著速度為百分之八十光速的太空船旅行,目標為四百七十光年的貝拉垂斯(BELATRIX)星,另一個只想待在地球。出發時兩人都為二十歲,結果回到地球時,太空旅行的雙生子之一為五百七十一歲,而地球上的那位仁兄卻已經九百五十六歲(當然我們假設那時人已經可以活超過一千歲)‧哇,這是怎麼回事呢?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那個用很快速度旅行的太空人,生理時鐘都變慢了,所以當然駐顏有術。這個看似奇妙的雙生子矛盾,後來在基本粒子上發現,那些用大約光速飛行的基本粒子,比靜止的基本粒子生命期長。

這時,狹義相對論宣告無限的相對性。當物體越接近光速飛行時,長度變小,時間變慢,甚至質量也會變大。狹義相對論告訴我們,速度不可能無限大,但有限質量的物體,在飛行接近光速時,測量的長度會接近無限小,本身的質量會接近無限大,測量的時間也會往無限長方向前進。

一九一九年,愛因斯坦完成了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是他對牛頓重力的從新思考。在牛頓的重力理論中,只有有質量的物體,才會互相吸引。比如說光,是沒有辦法受到重力的吸引,因為光並沒有質量。

想像在太空中的一個電梯,往上加速前進,在電梯中的你,會覺得好像受到重力影響往下掉,對了,這就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最重要的定律,就是重力所拉的方向,和加速往反方向的運動,是不可分的,這又稱做等效原理。在加上狹義相對論中,時間空間是不可分的,而加速度是造成時間空間扭曲的效應。所以愛因斯坦的結論是,重力會造成時空扭曲。

這樣的扭曲效應,最重要的結果是,當光經過像太陽這樣重的星球旁,會因為時空扭曲而不再走直線,而是像太陽傾斜,這樣的效應是牛頓重力學無法解釋,因為光是沒有質量,依照牛頓重力理論,光是無法被重力影響。一九一九年,一組科學家真的測量到光會向太陽偏折,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獲得最終的勝利。

但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中,有件事非常奇怪,就是它會預測宇宙,不是一直膨脹,就是萎縮,於是愛因斯坦就加了一項宇宙常數,去平衡這樣的怪現象。在愛因斯坦的心中,宇宙應該是靜止不動的,也就是說,宇宙是無限大而靜止在那兒的空間和時間。但後來科學家從望遠鏡的觀察中,發現星體有互相遠離的現象,也就是,宇宙是一直在膨脹的,而愛因斯坦加上的宇宙常數等於零。

一九二二年,俄羅斯的數學氣象學家亞歷山大。弗裡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
,從廣義相對論中,找到一個解,提出宇宙原初大爆炸理論(Big Bang)。根據大爆炸理論,宇宙應該是在一百二十億年前,由一個能量很高的點,爆炸開來,然後往外擴張。這個理論可以預測,宇宙的熱度,也就是與所謂的宇宙背景輻射,應該接近絕對零度,也就是攝氏零下兩百七十三度。這和現在測量到的二點七度K,也就是攝氏零下二百七十度左右相符合。宇宙背景輻射的測量,證實大爆炸理論的正確。

大爆炸的理論完全顛覆以往對於無限的概念。我們一直覺得,時間和空間應該是無限寬廣,沒有最初,也沒有盡頭。但是大爆炸理論告訴我們,時間空間來自與一百二十億年前的爆炸,在那之前是什麼??宇宙邊緣之外又是什麼??很抱歉,這個答案無解。因為在大爆炸之前,時間並不存在,而宇宙是一直向外擴張,在邊緣之外,空間也不存在。

愛因斯坦曾很後悔,加入了宇宙常數,並視為這輩子最不該做的事。他的堅持其實是來自對無限的傳統看法,覺得宇宙就是無限大且靜止,而不該一直膨脹。這樣的堅持和他覺得上帝不會擲骰子,而拒絕相信量子物理一般,讓他和近代科學越來越遠。

而現在物理學家相信什麼呢?無限真的不存在嗎?2000年所出刊的自然雜誌(Nature)中,刊登了一篇文章,一組天文學家觀測到一星球,已經一百五十億年,也就是說比大爆炸還早,這幾乎快推翻了大爆炸學說,說明宇宙並沒有原初點。但這真的可以推翻之前的論述?數據太少,還是無法撼搖大爆炸理論,但科學家已經在思考,大爆炸理論是否錯誤?因為科學家只相信實驗,和觀測,至於什麼是事實,只有等待一直出現的數據來告訴我們。

參考資料
NOVA-Einstein http://www.pbs.org/wgbh/nova/einste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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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0日 星期六

台灣文化之問答


這篇是我在媒抗和別人談台灣文化的貼文,有興趣者請到媒抗讀全文。



對於台灣文化的深層誤解,又有哪些人不是過來人呢?還記得小時候,老師一定會教導我們,不要吃老奶奶帶回來的香灰或符,那些都是髒得不得了的迷信,這樣的話語,又有那個人不深深的留在腦袋,直喊乩童迷信騙人,把自己的信仰打的一文不值,只有統治者相信的基督文明才是文化,其他都是下裡巴人的髒信仰?

記得一九九一年,我們籌畫了一個營隊,讓一群育幼院的小孩自己計畫健行,在中台灣走了五天,當時除了一些大地遊戲之外,還讓孩子們實地去採訪,有一組採訪警察機關,一組調查台灣的廟宇分佈,順便可以跟廟裡的廟公們訪問。結果在一天的調查中,走了二十公理的路,竟然大大小小的廟有一百多座。當時這些在課本裡只讀著中國長江黃河的孩子,被這些廟宇震攝住了,他們沒有想到,廟宇是深植在台灣人的血液之中。(這個育幼院是基督教育幼院)

如果你在台灣的廟裡走過,你會發現,台灣的廟,一定有個廣場,這個廣場,是大家清談閒議的地方。或找一家有神明降身辦事的地方,當神明降身的時候,大家莊嚴肅穆,但一但工作完成,神明在廟裡辦事,其他人在外面打屁聊天吃東西,那種氣定神閒,曾經感動一些外國學者,直呼不可思議,因為在國外,教堂裡不可言笑,而且教堂神職人員決定一切,在台灣,如果進香的話,你會發現,所有人的意見都很重要,簡直就是一個民主的孕育場合。

在這樣的場合,人們發展了交談對話的場合,於是,很多事都是用談的,很多公眾意見都是談出來的,黨外文化也是這樣談出來的,比如說在拜拜時,就有人會說,那個中天根本在放屁,或是某某某根本就亂說,也是因為這樣的清談巷議,台灣人才能在媒體一直被控制的場合中生存,發展其獨特的公眾意見,而不藉由媒體。而現在WEB2的發展,台灣人又在BLOG文化中或是向媒抗這樣的地方找到談話的場合,而有效的對抗統媒,這又何嘗不是台灣人廟宇閒談文化的擴展呢?

龍山寺,三峽清水祖師廟,又何嘗不是廟宇美學的極致?在清水祖師廟裡,還可以發現畫家李梅樹和其一家人對三峽祖師廟的貢獻。而這些廟宇裡,又何嘗不透露了台灣的美術史?龍山寺的藻井,何嘗輸給德國教堂的前殿建築?而誰又知道,保安宮的木柱,都是沒有半顆釘子的接和?當國外的人,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教堂參訪,而最近德列斯敦的FRAUENKIRCHE重建開放得到眾人的注目時,我們台灣人又有誰會在閒暇之餘,在承堂廟宇前肅穆靜心?

一九九二年,在一連串不明的身心問題導致失眠憂鬱幾個月的煎熬,我來到龍山寺。當我坐在中堂,靜穆的大殿,莊嚴的寶相,突然給了我一股力量,在這樣的力量下,我再度站了起來,卻也感心於內。如果說這不是深厚的台灣文化,那什麼叫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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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8日 星期四

我的母親(一)


為什麼要談我的母親?因為我的母親是中華文化的犧牲品。


海外生涯

我的母親出身於印尼,是印尼客家人,父母親經營小生意。在東南亞的華人,都有一個很有趣的行為,就是稱當地人為番,就好像之前有人稱原住民為山地人,都基於『中華文化』遠高於當地文化的心態。我母親家裡也一樣,他們不准小孩和當地居民玩耍,只讓小孩上中文學校。要保有『中華文化』,絕不能讓低下的番文化入侵。

其實從母親的言語中,我常聽到他對兒童時期的嚮往。十八歲來台之後,母親一直沒有回去過,其實身體還泰半都是在印尼。煮的食物都還是辣勁十足,椰奶也沒少過,他最想說的語言,其實是印尼文,一個從小被壓抑的文字。

想像的中華文化在那,可是身體是在印尼啊,母親常常跟我說,當初那些巫師,如何的在他姊姊那裡下蠱,他當時又是如何從指甲裡看到那些情景,一景一物,都是我們不熟悉的場景,被她說來卻如歷其境。母親最懷念的蛋糕,台灣是找不到食譜的,她只好吃力的從印尼食譜中探得究竟。

由於家人太堅持一定要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再加上印尼政府不願意開放華文學校,母親終於被迫失學了,於是,母親受不到正式的教育,對於印尼文的文字也生疏了。若干年後,母親回到印尼,興奮的心情我都被沾染了,他回到家鄉,到處吃,到處喝,好像和他自己的身體再度重逢,卻發現,自己的印尼文也忘的差不多。

母親回到台灣之後,由於之前的教育不足,只好從小學補校開始學起,難學的中文,讓他學到小學畢業就停了。可是母親是個喜愛學習的人,原本他可以從印尼文中吸收到各種文化經驗,卻因為想像的『中華文化』而被迫歇止。

有時,我看著母親一字一字爬者電腦,艱難低選者中文字時,常不自覺得感傷了起來,到底是誰讓母親這樣的辛苦,想像的文化卻箝制一生的發展,如果當時他能用印尼文去學習,今天的他不知能遨遊多少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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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杯葛 紀念羅沙派克女士


羅沙派克女士過世了,當初她拒絕離開本來屬於白人的公車位,引起一連串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得金,也因此成為黑人民運的中堅。


「我的朋友,我們相當高興今晚能在這和你們相聚。我們今天聚在這,有個很嚴肅的議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都是美國公民,而且下定決心要爭取我們生為公民最全然的意義。我們會在這也是因為我們深信,我們身處的國家是全世界最偉大的民主國家。但我們今天會在這,卻是為了一個特別的原因,而這個原因,來自於蒙哥馬立市的巴士。」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歲的馬丁路德金在教堂對著一千多位黑人聽眾,發表第一次的演說。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場合,當時蒙哥馬立市正發起一個拒搭巴士的杯葛,原因是一位羅沙派克女士,因為在巴士上拒絕讓位給白人,而遭到逮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一群黑人領袖聚集一堂,決定了發起黑人拒搭巴士的運動,而且請來當時只有二十六歲的馬丁路德金做為意見領袖。

一九五五年美國的南方地區,像阿拉巴馬州或密西西比州,還是嚴厲執行種族隔離,凡是學校一律黑白分開,因為白人會擔心如果黑人小孩和他們的小孩上了同一所學校,他們的小孩會遭受污染。巴士只雇用白人司機,司機對黑人極不客氣,常常用些輕蔑的稱呼,像是boy, girl, 甚至叫他們nigger。還發生白人司機槍殺黑人的事件。在巴士上前面的座位一定是白人的座位,而黑人常是在前面買票之後,從後座上車,只能坐在後面的位置。而且如果白人要黑人讓位,那黑人只能摸摸鼻子走開。而這次的事件,就是因為羅沙派克女士堅持不肯離開他的座位而遭到逮捕。

那時在北方各州的平權運動已經算是開展開了,很多的平權運動者在二三零年代就一直希望能廢止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但這個制度卻不因為外人的反對而廢止,保守的南方依然堅持他們白人主義至上的原則。其實要真正廢止不公平的制度,在制度下受壓迫的人,如果沒有自覺和勇氣去對抗,不管外人怎麼反對,也是達不成效果。一直到五零年中,因為羅沙派克女士被逮捕,因為年輕的馬丁路德金的激勵和堅持,黑人們終於站了起來。

這次的運動其實很簡單,就是拒搭巴士。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巴士的營運因為黑人的拒搭而遭受虧損,那麼巴士廠商自然會要求地方廢止巴士上的隔離制。其實黑人們要求的簡單多了,他們並不要求全然的廢止種族隔離,而是要求巴士能雇用一些黑人司機,而且巴士的座位黑白公平,黑人從後坐到前,而白人從前坐到後。他們當時是謹慎但樂觀,覺得當局一定很快的就妥協,因為黑人當時在政治上,已經有某些程度的影響力,再加上他們又不覺得自己的要求過份,應該很快的,杯葛就會達到目的。

他們樂觀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已經慢慢改進種族的問題。二次世界大戰時,黑人士兵絕對和白人士兵分開居住,分開管理,而且黑人遭受極大的歧視。一九五零年,楚門總統下令禁止軍隊的種族隔離。一九五三年,愛森豪總統支持一項反對種族隔離法案。一九五三年,最高法庭做了一項決議要那些種族隔離的州,重新組織學校,而且要絕對避免不公和歧視。這些對黑人來說,無異是打了一劑強心針。他們並不要求白人衷心的歡迎這些政策,但他們知道,自己的意志力和堅持,才是讓政策改變的最重要因素。

然而馬丁路德金和他的同志們,發現這麼簡單的要求卻遭到市政府全面封殺。他們不願意妥協,甚至態度更為強硬。經過無數次的溝通,市政府並沒有妥協的意味,而且更糟的是,城裡白人和黑人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很多白人不願意送小孩去黑白混合的學校,他們擔心黑人老師會帶壞他的小孩,黑人小孩會降低學校的水準。此時,城裡的白人要求更多的種族隔離,他們堅持,黑人應該完全被孤立,戰爭一觸即發。

這時的黑人們,卻有了長期抗戰的打算。他們利用教會組織運送工具,以每幾十戶為單位,互相運送同伴們去工作上學。但最多的人就是單純的走路。當他們被問到為什麼堅持走路,一個老婦人回答,「Honey, 我的手和腳因為洗燙衣服而又酸又痛,但多走這幾步路又算的了什麼呢,因為我的心充滿神的喜悅和寧靜啊。」另一個工友表達了同樣的情緒,他說「我每天從這棟樓跑上跑下,多走這幾步路又算什麼呢?他們知道我們是對的,而且法律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所以他們才害怕。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對的,而且我們總有一天會戰勝,我們一點都不操心,白人們再也不可能驚嚇到我們了。」

黑人們越來越堅強,他們自己對這種堅持也感到吃驚。但白人們的反撲更嚴重,警察開始檢查黑人坐車,審問,甚至逮捕。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馬丁路德金被逮捕。更可怕的事還在後面,許多人恐嚇要謀殺他,在馬丁路德金被逮捕的四天後,他的庭園被炸,房間的玻璃都被震碎。

這時他發現所有的黑人都武裝起來,想幫他復仇。他馬上要求大家要鎮定。「現在我們停止這一切。如果你有武器,請把他拿回家。如果你沒有,請不要想辦法得到。我們不能用復仇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讓我們用非暴力來面對暴力!」這時,黑人群眾們才慢慢平靜起來,白人的挑釁並沒有達成目的,反而在二月一日,一位幫助他們律師,福來得。蓋瑞,上告聯邦法庭,指出阿拉巴馬州巴士種族隔離違憲。此時,和平解決巴士的問題,成為大家的共識。

三月二十二日,馬丁路德金在法庭上告訴法官和群眾,「我犯了三個罪,我做了三件錯事:第一,我生為黑人,這是我犯的第一個罪。第二,我對種族隔離感到厭煩,我因為對於我們的不公和歧視感到厭煩,所以我犯了第二個罪。再加上我有道德勇氣站起來,告訴大家我們的厭煩,所以我犯了第三個罪。」

這樣的努力終於獲得成果。一九五六年六月五日,聯邦法庭判定巴士種族隔離違憲。這樣的判定可以擴及全美,也就是所有的州,以後都不可以有巴士種族隔離制。但是走路杯葛還是持續到夏天和秋天。十一月三日,美國最高法院確立巴士種族隔離違憲。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金搭上了巴士,鄰座是他的一個白人戰友,葛倫。史麥利。長達三百八十一天的走路拒搭巴士運動,終告結束。就像他的演說一般

「當歷史談到我們的未來,就會有人說,【當時有一群人,一群黑人,有了無上的勇氣站了出來,維護他們的權利,而且他們也給了歷史和文明注入了新意義。】我們將要完成這個使命,在一切都還沒太遲之前,上帝交派我們一個任務,就是去完成他。」

參考資料:MARTIN LUTHER KING Adam Fairclough The university of Geogia Press
HBO Film : Boy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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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理想的孤絕


談馬逵斯短篇小說『沒人寫信給上校』

上校已經等了五十六個寒暑,每個星期五,他都到鎮上的郵局,詢問著一封關於他的退休金的信件,但都只有一個回答,沒人寫信給上校。這五十六年來,他啥事都沒幹,就是等著。


要怎麼說這個村落呢,這是一個充滿沮喪的村子,裁縫師店面上,貼者大大的標語,『禁談政治』。村莊裡唯一的樂趣,就是鬥雞,可是這個娛樂,也只能在地下進行,隨時都有警察來查禁,甚至槍殺村民。這是一個貧窮的村莊,至少上校和他生者重病的老婆,窮到必須販賣所有的家當,不然就得挨餓。這事一個充滿蚊子的村莊,每天上校上床前,都要輕輕的打開蚊帳,不要讓成群結隊的蚊子,進入蚊帳之中,否則除了挨餓之外,還要受到蚊子的襲擊。這是一個充滿香蕉味的村莊,每個人都在等待香蕉公司回來的村莊,等待,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上校也在等。五十六年前,還是年輕力壯的上校,二十歲的身軀,就因為在內戰中戰無不勝,很快的晉升到上校。戰爭後,政府們允諾一筆退休金給退伍軍人們,當其他的弟兄們已經在等待中過世,上校還是這樣等著,等著一封給上校的信。家裡該典當的東西都已經典當完了,連裁縫機都賣給了鎮上的裁縫師,只剩下一幅畫,一個鐘,和一隻氣昂昂的鬥雞。

如果說貧窮並不能屈人之志,那麼,自己摯愛的人的死亡可能就會。『如果一月三日奧古斯丁好好在家呆者,那麼,這場悲劇也就不會發生了。』上校的太太,在堅持把鬥雞送人時,腦中不斷回想的一幕。『我還記的我們的兒子,手臂中夾者那隻雞出門的樣子。我不斷的提醒他,悲劇不斷的在鬥雞場發生,可是他露出笑容,回我一句,冷靜點,今天下午你就會被錢淹沒了。』事情就真的隨者母親的不安而發生,他們的兒子,奧古斯丁,在鬥雞場被警察槍殺身亡。

一九五七年一月,年僅二十九歲的馬逵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在巴黎寫下這本令人盪氣卻欷噓的小說,『沒人寫信給上校』。當馬逵斯在巴黎當哥倫比亞當地自由日報『EL ESPECTADOR』歐洲特派員時,學到很多新聞技巧的真實性,也利用這個技巧,寫下了他的第二和第三本小說『惡劣的時光』(la mala hora)和這本『沒人寫信給上校』(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身為一位記者,他特別注意小說的真實性,也不滿當時在哥倫比亞流行的文字堆砌小說。『我覺得我好像在寫法文小說』馬逵斯自己的評語,因為這本小說的文字非常清楚,也沒有贅述。小說的題材來自於他自己的生活,和從小大生活的經歷。比如說,他自己的祖父,就是在內戰中,被人刺傷,也在內戰完後,回到自己村落,成為村中位階第二高的政治人物。他真的有認識一個老人,認真的等待退休金的信件;鬥雞是當時哥倫比亞的全民運動,也不為當時獨裁的軍事政府允許。這些都成為馬逵斯小說的題材。

一九五五年,哥倫比亞的獨裁者匹尼那(Pinilla)關閉了馬逵斯的報社,馬逵斯也面臨失業的狀態。當時他欠了住的旅館123000法郎,自己也嚐盡了飢餓的滋味,這時,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和場景,就在他腦中浮現:飢餓的上校,那種痛苦,和飢餓時產生的幻覺,於是小說『沒人寫信給上校』因此出現。這篇小說,首先在一九五七年於MITO雜誌出刊,更於一九六一年成書。

如果我們推算一下,這個故事發生在一九五六年,那個七十五歲的上校,應該出生於一八八一年的馬諾(MANAURE)。在他最後一次戰敗之後,就一直住在馬空多(MACONDO),等著那封關於退休金的信。馬逵斯不一下講清楚,到底之中發生了多少的事,他只是讓人物的對話,輕輕的浮現悲慘的事實。在戰敗後,上校等了十年,才等到政府說要實現退休金的承諾。然後又等了十九年,退伍軍人法才過關,又等了八年,上校的退伍軍人身份才被承認。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號,他的名字終於在等待名單之中。到故事發生的一九五六年,已經七年過去了。

對馬逵斯而言,可能現實的陳述,比悲情肥皂劇本身還要悲劇。上校的等待,無疑是歌倫比亞政府的不斷政變,不斷換人下的必然結果。當上校決定要更換律師時,律師不斷的告訴他,換了律師也沒有用,因為他的案件已經經歷多少政府的變更,現在沒人要幫他們拿到錢,因為沒人在意。軍事獨裁政權,並沒有打壞人民批評政府的樂趣,只讓批評更加尖酸有趣。上校說,『自從有了報禁之後,報紙開始只報導歐洲,那這樣好了,乾脆讓歐洲人來住這裡,我們去住歐洲,這樣我們都知道我們國家發生的事。』身為記者的馬逵斯,借者上校的嘴,講出自己要說的話。

可悲的還不只如此,已經餓到奄奄一息的上校,在老婆的怒氣下,不得不將鬥雞賣給他兒子的教父,也是鎮上最有錢的裁縫師。裁縫師有錢不無道理,因為他是村裡唯一和獨裁政權有關的人。當初答應要用九百披索買鬥雞的裁縫師,在上校絕望的把鬥雞交給他時,卻只肯用一半的價錢付款,原因是鬥雞現今風險太高。當時在場的醫生,真為他打抱不平,『這些吃人喝血的傢伙,他用一半的錢買下,我保證最後一定用兩倍的錢賣出。』這是醫生的憤怒,可不也是人民的憤怒。在獨裁政權下,只要有關係的,可以升官發財,像裁縫師,吃到肥胖的身體,因為血糖過高,需要醫生每天打胰島素。而真正為國家做事,堅持理想到上校,卻只有挨餓的份。

當事實已經悲慘到不行的時候,奇蹟卻發生了。當上校把鬥雞交給訓練場時,心情已經盪到最低點。這隻鬥雞,是他兒子的遺物,也是他寧願挨餓,也不願送人的寶藏,可是在訓練完之後,就要離開他的身邊。當他看到鬥雞的腳在發抖時,想起了自己悲慘的生活,和命運交織的人民,也是這樣發抖者。在幾次的對手挑釁下,奧古斯丁的鬥雞不再抖了,勇猛的把對方鬥到腳下。這時,全場突然歡呼了起來,突然,上校看到了他這幾年所沒經歷的,那種人因勇氣而戰勝一切的可能性。他走向鬥雞場,把兒子的鬥雞抱了起來,義無反顧的回家,也不管那隻鬥雞已經屬於別人了,已經被強權收買了。這時,他感到手上,『有一種他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生命感』。他現在不再孤單,因為他知道,這隻氣昂昂的鬥雞,這隻代表被欺壓的人民站起來的象徵,這隻自由的代表,不屬於他,不屬於那些鬥雞的人,而是屬於整個村子,整體人民。這是馬逵斯的主題,一種對抗不公強權的抵抗,在這時贏得勝利。

等了一輩子上校,只為了這一刻。馬逵斯寫者,『上校已經等待了七十五年,七十五年的人生,一分一秒,就為了這一刻的到來。』這一刻就是,為了人民的尊嚴,他寧願挨餓,他寧願吃大便,也不願屈服在強權之下。

也為了這一刻,馬逵斯寫下了『沒人寫信給上校』,獻給一群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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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此時(paradise now)


如果我真的犧牲了自己,天堂之門會不會為我而開?

薩伊得(SAID)和喀哈立德(KHALED)是從小在巴勒斯約旦西河岸一起長大的朋友,他們一起工作,一起吸水煙,一起遙望天邊。這天是一個奇怪的開始,喀哈立德因為維護薩伊得而被修車廠解雇,也是這天,薩伊得認識蘇哈(SUHA)一個美麗的女孩,還有著迷樣的身世。這個在摩洛哥出生,法國長大的女孩,爸爸卻因和以色列人作戰而犧牲了。薩伊得在車廠遇到剛返回國的蘇哈後,兩人都對彼此露出好感。



這個很看似平常但確有特別的一天,卻因為一件事,有了離奇的發展。薩伊得和課哈立德平常參加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突然通知他們,明天就是他們犧牲自己,參加『聖戰』的時刻。也就是,在身上綁炸彈,然後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引爆炸彈,然後,就可以上天堂了。至少這是被人尊敬的教導師賈馬爾(JAMAL)跟他們常說的。在這之前,他們應該要和家人度過一晚,但千萬不能露出形跡,不然『聖戰』就會被破壞。

晚上睡不著的薩伊得,想到女孩蘇哈,想到自己還可以為她做一點事。他可能是這個愁苦的生活唯一的溫柔吧。小時候他的爸爸就因為參加反抗軍被以色列人槍殺,這個破爛不堪的城鎮又常常傳出爆炸聲。沒有一絲笑容的生命就要結束了,晚上卻想到女孩。被聲音嚇醒的蘇哈請薩伊得進家坐坐,第一個問題卻是好玩的,你喜歡哪種電影,有沒有進過電影院?薩伊得和女孩說,他只進去過一次,那次不是為了看電影,而是因為抗議而把電影院燒了。現在他最常去借的錄影帶,是炸彈客死前拍的宣示片。女孩默然了。

第二天,兩人被帶到隱密的地方,拍攝他們常看的宣示錄影帶,只是這時,他們不再是觀眾,而是演員。反抗軍將他們整理的像以色列人,就將他們載到特拉維夫,鐵絲網的那邊,有個以色列人會呼應,沒想到,以色列軍人卻出其不意的出現,任務不但失敗,兩人也失散。。。

巴勒斯坦導演阿部阿薩得(ABU-ASAD)在拍這部片之前,做了很多的研究和訪談。他不但去訪問那些未成功的炸彈客,和死去的炸彈客家人,也研究了以色列的解密檔案。他最想知道的答案,是炸彈客到底怎麼想的。他們到底是在什麼環境,會有自殺卻也殺死別人的想法,是怎樣的仇恨,也是怎樣的被引導。當他發現,這些成功的炸彈客,通常都有悲慘的身世,像薩伊得的爸爸被槍殺,但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是,就是宗教領袖不當的引導,像是導師賈馬爾,或是反抗軍領袖阿部卡倫(ABU-KAREM)。尤其是他們宣稱死後,會有天使來接他們上天堂。

往特拉維夫的路上,喀哈立德詢問賈馬爾,再跟我們說一次,我們死後會如何,賈馬爾再一次的說明,會有兩個天使來接他們上天堂。這時,鏡頭在他的不自然打著拍子的手上。為什麼天堂這麼吸引這些年輕人,甚至不顧一切,要用激烈手段到達天堂?難道不是,他們生活的地方,是一個不能生存的地獄?

導演自己拍攝的過程,也在在的說明了,那個地方,是個不能居住的地方。在拍攝的兩個月中,他們就經歷無數次爆炸聲,以色列人的飛彈攻擊,也造成劇組人員必須提早離開。那些被說服來幫助他們巴勒斯坦人,因為主題並不被某些激進人士認同,而害怕有人傷害劇組人,所以希望工作人員能帶著武器拍攝。

其實整部戲,很多是導演自己的反省和對話。當非伊斯蘭國家想起炸彈客,無不想起CNN或BCC的畫面,每個拿者槍的炸彈客不顧一切的要尋求同歸於盡。尤其是九一一發生之後,很多人對炸彈客深惡痛絕。但這些炸彈客,就像我們想像的一樣冷血無情?

當薩伊得和同伴走散後,到了一個公車站。本來想要速戰速決的他,看到公車司機旁出現了一個小女孩,他馬上後悔了,就和司機搖搖頭,決定不上公車。他剛開始也很懷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對。對他而言,上不上天堂沒有那麼重要,結束自己痛苦的一生才是重要的。但看到以色列的平民他又心軟了,直到他見到那些士兵們,憤怒卻又開始。

所以,光把罪推到自殺炸彈客是一種推卸責任的作法,他們過著每天擔心飛彈過頭的日子,這種仇恨是外人很難瞭解。但導演也直指有些人亂用宗教來吸引年輕人加入自殺行列。宗教導師賈馬爾在拍攝自殺客宣示錄影帶時,嘴裡還吃者麵包。解放軍頭目知道任務失敗,馬上懷疑薩伊得叛逃,這種攸關自己利益時的自私心態,和他們一天到晚闡明無私的自殺行為背道而馳。所以,這些人才是該被譴責的對象。

雖然對炸彈客有者同理心,但導演卻決不是贊成炸彈客的行為。女孩蘇哈,就是電影的良知。瘋狂找著薩伊得的喀哈立德,半路碰上蘇哈,而透露出他們要去當炸彈客的事實。這時蘇哈急了,『以色列人殺人,你們也殺人,你能說你和他們不同?我們就是要做以色列人殺人的人證啊,我們就是要活者看著他們的不義,可是你們這樣殺了人,卻只會把事情弄更糟,不會更好。只有活者,才能讓事情有轉寰餘地。』這是導演和自殺客的對話,是這樣的深沈和痛苦。

最後,兩人還是踏上旅程,這時,本來一心一意的尋找天堂的喀哈立德卻動搖了。他對薩伊得說,我不覺得我們是對的,蘇哈才是對的,活者才有餘地。這時,薩伊得卻是在不歸路了。因為就在前一天,反抗軍領袖質疑他的行為,認為他叛逃,不能在重用他了。薩伊得卻想到自己的父親,想到父親也是這樣的被槍殺,想到自己的宿命,『神的旨意』,這時他已經決定,不是因為天堂,而是在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尊嚴,甚至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痛苦。這樣,薩伊得把喀哈立德騙上返鄉的旅程,自己卻走向沒有天堂的公車。

也許,導演想要用兩段不同的對話,講兩段不同的命運。喀哈立德幸運的和蘇哈吵了,也把他帶向與薩伊得不同的一端。薩伊得,卻在反抗軍領袖前,被挑起了那種尊嚴和痛苦,也不幸的指引向命運的另一端。其實薩伊得也有機會的,當他在和蘇哈半夜談話的那幾十分鐘,卻是他很少觸動的生命,感覺生活可以怎麼的不同,他本來可以有機會的,和一般人一樣,看電影,跳舞,甚至約會,接吻。只是,當這一切都發生時,卻已經是生命的最後時刻。

也許因為這樣劇烈的衝擊,『天堂此時』獲得第五十五屆柏林影展最佳藍天使獎,也就是最佳歐洲片,也獲得最佳觀眾獎,更獲得Amnesty最佳和平獎。這部戲最可貴的是,他讓觀眾用了自己的眼光,也許贊成,也許反對,但開始了討論。事情不再片面,不再只有是與非,而是我們的眼光開始有了人,開始同理,開始貼近,開始瞭解。

也許,這才是走向天堂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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