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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件者 Prag0406-0408 |
我在我們研究機構是極有名的台灣人，以討厭中國聞名，有次開會，我演講的第一句話是，『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是這次演講最重要的議題。』這句話贏得很大的迴響。
我跟中國人來往的經驗也極差，很多年前剛出國時，碰到中國人還會被他們唬弄，還有中國人跑來我面前說李登輝的壞話。在德國還好，我還碰到有中國人支持台獨的主張，到了美國，那可真是不得了。不管明的暗的，這些中國人可是極其囂張，加上美國實驗室裡中國人其多無比，有個中國人就指著我鼻子大罵，『你是那個囂張台獨，簡直不要臉。』，這也是促成我決心返回歐洲做研究的原因之一。
和在美國不一樣的事，到了德國的中國人氣焰都比較低，原因是德文不好，沒法囂張起來，但我還是保持很大的距離，而且很多德國人還是把我們當中國人，我在言詞上自然充滿對中國的意見。
有次和一個同事聊到中國人，我很直接的說，中國人都很不尊重台灣人，一直要把台灣人說成中國人，而且中國人很愛海盜產物，喜愛剽竊別人的成果。結果我這位小心翼翼，很怕得罪我的德國人小聲的問，『啊你說中國人都不尊重台灣人，你那裡知道啊，你又不認識所有中國人，搞不好有那個中國人很支持台獨，支持台灣人。』。
我心裡著實不高興，就把我跟中國人交往的過程說了一遍，不過愈說心裡卻愈明白，我再怎麼辯，問題還在那裡，我用了『中國人不尊重別人』這樣的字眼，這樣就已將陷入『理』的困境。因為只要有一個中國人尊重台灣人的決定，如曹長青，林保華，我的用詞就是用理說不通。到後來我馬上說，『對你說的對，我應該說，我碰到的『許多』中國人都不尊重台灣人的抉擇，不過因為我的經驗太差，所以才會對中國人敬而遠之，而且我們從小被教育成中國人，因此對中國人這字眼很反感。』我同事才瞭解我的感受。
偏見在某些時候，是可以被理解的，比如說一個弱勢族群，被強勢族群欺凌時，偏見就有其正向的功能。捷克在一百年前和台灣有極其相似的處境，少數的德國族群統治著大部分的斯拉夫族群，在布拉格，百分之九十是斯拉夫人，只有百分之十德國人，可是政治經濟大部分都掌握在德國人手上，大部分的捷克人都必須說雙語，捷克語和德語。這時，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展開。楊那賽客，一個捷克音樂家，從此致力於製作捷克歌劇，一生不願說德語。在藝術上，德國人（應該是哈部斯保王朝HABSBURG）崇尚在維也納流行的青年藝術（JUGENDSTIL），而捷克美術家卻崇尚結構主義（CUBISME），而街談巷議，也充滿對德國的不滿和意見，這些偏見，卻結合了各種力量，成為捷克獨立運動的關鍵，這樣的偏見，充滿的功能性，也是喚醒許多沈睡在哈部斯保王朝的捷克人重要的工具。
不准弱勢族群談偏見，就好像一個被欺凌的兒童，你不准他去談傷痛，談對欺凌他的人的恨。在心裡創傷的治療理論裡，受害者通常會經過幾個不同的時期，首先是自哀自憐期，再來是充滿恨意，對世界充滿意見或偏見，最後才是康復期，而對每個階段的處理缺一不可，治療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傾聽，接納和瞭解，這時受害者才能慢慢走出陰影。
把這樣的創傷治療帶到台灣社會，就會發現統派媒體和藍色族群的主張非常荒謬，他們要求族群和解，要求社會和諧，不准任何異議，這就好像一個遭受性侵害的兒童，當他們控訴，不滿家庭和雙親時，那些大人們威脅的口吻，要他們注意家庭和諧和面子。台灣社會傷口的康復，也只有靠著傾聽同理和接納，才能真正的遠離傷口，而轉型正義就是治療傷口的重要論述，因為他無形的包含了傾聽同理和接納的意涵。
但偏見到了強勢族群的手上，卻可能成為傷人的利器。當某些德國人，開始散佈土耳其人如何搶走工作時，沒有多久，土耳其人的房子就被燒了。當人們合理化暴力行為時，用的都是偏見。希特勒也就是利用這樣的偏見，在他們把猶太人趕到某個區域，或是屠殺猶太人時，大多數人保持沈默，其背後因素，也是對猶太人幾百年的偏見使然。
偏見，尤其是族群偏見最大的危機，就是把人當成群體來處理，而不在是有特性的個體。帶有族群偏見的人，對個人不再單一瞭解，也不會去接納。五十年前，當美國非常多州還有種族隔離政策，他們的理由，也是偏見。『多白人不願意送小孩去黑白混合的學校，他們擔心黑人老師會帶壞他的小孩，黑人小孩會降低學校的水準。』（詳見走路杯葛 紀念羅沙派克女士 ）， 許多德國人對土耳其人的偏見不也是這些土耳其人，不願說德文，不願融入德國社會。這樣的偏見，也出現在西歐個個國家對阿拉伯裔的看法。這些偏見，阻絕了社會族群的對話，也間接的引發暴力。
讓偏見在社會中蔓延，極其危險，也讓歐洲吃盡苦頭，兩次大戰的爆發，都和種族衝突有關。大戰之後，人們開始學習反擊偏見，對抗偏見，政治正確的氛圍強烈，但卻造成了另一種偏見，就是族群冷漠。當人們對土耳其人在德國不願意融入社會，要建立自己的可蘭經學校有所抱怨和批評時，這樣的形成的偏見，如果努力傾聽，是對政府沒有致力於他族群在德國的融入有所批評；在法國比利時，普羅大眾也有對北非移民議論紛紛，也可以反映政府對於移民的政策不佳，無法有效降低移民的適應社會的問題，放任移民區成為犯罪的溫床。偏見可以透露出許多社會對政府政策潛在的批評，而歐洲政府最大的問題，也是利用政治正確做為工具，而不願意花精神和時間，改善移民的生活條件和要求他們適應歐洲社會。
偏見的形成，跟學習經驗有關。兒童在學習的過程，常常把自身的體驗，當成群體的共同經驗。當他覺得冷時，大家應該也要覺得冷。兒童學習數學時，最大的障礙是通分，當計算1/2+1/3時，大部分給的答案是1/5，而不是5/6。因為他沒辦法想像，2+3=5，這樣的經驗（或偏見），沒法用到分數上。
而整個科學史，就是在對偏見挑戰的過程。希臘的亞理氏多得，認為質量越大的物體，在受地心引力時，加速越快，這樣的偏見，被伽利略證明是錯的，原因是亞理氏多得看到的羽毛和求，卻忽略空氣阻力的現象。愛因斯坦相對論，也證明牛頓理論是在速度很小的一種偏見。量子理論更有趣，在古典理論裡，粒子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處，這被量子理論證明是種偏見，因為古典理論只看到尺度大的環境，當尺度小到一定程度時，古典理論就不再適用。
偏見不能用嗎？不見得，當偏見是錯誤時當然不能用，比如說亞理氏多得的理論，但古典理論，卻在某種程度適用。但偏見畢竟是偏見，一定要說明在哪種情況下適用，哪種不適用。物理學家在講述物理時，一定會先說這是古典物理還是量子物理，而物理學家對未知的事充滿好奇，態度開放。同樣的，當我們用自身的偏見去詮釋世界時，最重要的是，要先自己很清楚，這些都是在我們自身的環境下產生的意見，每件事或每個人都可能是全然未知的討戰，需要被認知和瞭解。
我在美國，和一個韓國研究生一起合作，當我好心教他理論，他卻把我教他的全部寫成自己的筆記，然後跟老闆說那是他的發現。因為我跟老闆不合，他們出了論文也沒有我的名字，讓我非常不滿，自然產生對於韓國人的不滿。去年我們組內來了個韓國人，當時的環境，我充滿戒心，還跟他提到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但經過相處之後，才發現這個韓國人和我們所得到的偏見完全不同，他不大男人，會幫老婆做事，也不會想剽竊研究成果。我和他雖然不同，我是左，他是右，加上，他對金容沃不是那麼讚賞，我卻對金容沃非常傾心，這都不影響我跟他的友情。韓國人，已經跳脫了我的偏見，我也非常感謝他讓我改變成見。
我在一個朋友，在美國西北大學讀戲劇所，跟我說了一個感人的故事，他的一個白人女老師，致力於黑人平權運動，有一天在慢跑時，被一個黑人強暴了。過了一段時間，他還是非常的積極在黑人平權，當人家問他為何他沒有恨意沒有偏件事，他說，他知道這個黑人只是一個單一事件，而且黑人在美國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問題，政府和社會都要負責，因此他不會把這樣的事情當成對整個黑人族群的意見。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寬容和胸懷，但當我們闡述關於族群的想法會意見，能夠知道，這些都是個人經驗累積的意見，甚至偏見。如果可以這樣的反省和思考，我們對於人就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成見，生命充滿了流動，自然就會到了另一層的境界。這也讓我們從兒童成長到大人的學習經驗，也讓我們生命充滿的內觀與反思。如果媒抗的討論，能帶給你一絲絲的改變，也許就只多加了那一句，『這可能是我的偏見』，可能就是另一番體驗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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