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走，土耳其

這是一篇二零零三的舊文，我自己的已經不見了，但竟然在網路找到，就來給大家看一下了！！




對很多德國人來說，住在柏林衛丁區（Wedding)，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的那位潔癖教授，就曾勸過我好多次，趕快搬離可怕的紅色區，遠離這個共產黨左派的大本營。


其實說來離譜，衛丁雖然早年是以左派貧民區著稱，但這幾年，大部分德國人都已經搬離這，所以說是柏林的布魯克林，還真有點離譜。但衛丁還是和廓次堡（Kreuzberg)，被德國人並稱柏林「雙亂源」。原因無他，因為在這兩區早就被土耳其人佔領。

我常戲稱，我是住在小伊勢坦堡，我家轉個彎，就是兩家土耳其店，外面擺著的蔬果，新鮮的讓人不忍快步走過。光看生鮮超市中的那些垂頭喪氣的蘋果香蕉，還真懷疑，有誰要捨土耳其店的鮮，去買超市的那些看來就沒胃口的蔬果。每每流連，就會被兜售的小販纏身，先生，買一下吧，兩公斤柳橙才五塊馬克。其實是真的便宜得不得了，但是我一個人，買個兩公斤真放到爛。但看到高頭大馬的鬍鬚客，跟你可愛的說「蘿蔔」，還是用胡亂發音的中文，就只好沒法度的買兩公斤的蘿蔔，回家足足喝了兩星期的蘿蔔湯。

這種死纏爛打的功夫，可以說是土耳其人發功的絕招，德國人都受不了。只是看看那每天嬌豔欲滴的蔬果，每天掩藏著不知多少的努力。從早上三四點爬起兜貨，到晚上清倉，這種苦工作，已經沒德國人要做。所以他們如果不努力推銷，還真難想像，是如何維持這樣的水準。還好土耳其家庭人數眾多，總能維持一定的出貨。只是這樣的推銷方式，還是讓德國人不習慣。

這種不習慣，卻擴大到文化層面的衝突。人數眾多的土耳其家庭，每每動輒一家十數口動物公園烤肉去。本來就只是烤肉，沒啥大不了，只是龜毛的德國人，還是用此大作文章，說什麼空氣品質變差喔，垃圾問題啦。但就我所知，土耳其人其實很怕烤肉被禁止，每每收拾得很乾淨，倒是許多德國年輕小伙頭，垃圾煙蒂啤酒罐隨地丟，卻不見有人異議。這樣的討論，讓土耳其人和德國人情緒緊繃。

戰後的德國，經歷了一次經濟奇蹟，六零年代初期，柏林圍牆速然建起，人力極度不足，先來了韓國護士，六零年代後期，更引進幹活的外勞，其中土耳其人佔了大部分。這些大部分來自貧窮的鄉下地方，剛開始赤手空拳，把妻兒都留在家鄉的壯漢，做著粗重的活，一心只盼存夠錢，光榮還鄉。就這樣，一群人住在便宜的衛丁、廓次堡，七八人擠著一間房，只為了生計。對他們來說，文化，語言，都不是最重要的。但隨著時間的演進，回家已是遙不可期的夢，只好妻兒捆捆，一起來德打拼，至少家庭可以撫慰異地可怕的夢魘。

說是夢魘，一半是我自己想像，一半卻是實地揣摩。有時走在家後的巷道，常常會覺得自己錯入時空，家家商店，門外張貼的，只有土耳其文，街上行人，無視快速行駛的舟車，倒是悠遊的穿梭。說是土耳其人喧嘩，這是德國人自身謹守「在公共場所不得大聲喧嘩」病態的投影，對我而言，那些在街道先互相輕柔親吻，然後再高聲談論的兩個土耳其男子，更是可親。記得我在德列斯敦，因為和同事在公車上談論稍喧囂，就被一名婦女指正「在德國要遵守德國人的規則」。那時在想這個國家一定有什麼東西怪怪的，因為這已不是第一次。而這樣的指摘，當然無時無刻會落在土耳其人身上。

奇怪的事，那些和土耳其人一塊來的前南斯拉夫人，義大利人，甚至希臘人或韓國人都已經巧妙的融合在德國社會中，就只有土耳其人，就好像是一塊哽在德國人咽喉的魚刺，吞不進去也吐不出來。宗教也許是一個原因，傳統也扮演另個角色。雖然土耳其人已經是最不像伊斯蘭教的國家，在大學還禁止婦女帶頭巾，但是還是許多傳統的婦人，包著半掩的絲巾，行走大街。有次因為眼鏡破掉，到附近眼科醫生求助，只見診所內只有土耳其人，女醫生一出現，還嚇我一大跳，生平真只見一次帶頭巾的醫生，真是井底蛙一隻。可是過一陣子輪到我之後，就馬上感受醫生的溫暖，她不但親切問候，還好心幫我配兩個鏡片，分別配合我破掉的兩副眼鏡。只是到了眼鏡公司，事事好聽是實事求是，難聽是吹毛求疵的德國人，硬說她配的度數不合我眼鏡的度數，我只能換掉一副眼鏡，還堅持換掉一片根本沒壞的鏡片。當時真是恨得牙癢癢，但卻也窺見德國人和土耳其人的差異。

而這樣的差異，也反映在男女角色的扮演上。

土耳其雖然是伊斯蘭教國家中，比較開放親西方的，但回教傳統中重男輕女還是十分明顯。路上走的夫妻，常是男士虎虎生威的走在前面，戴著頭巾的老婆，帶著小孩，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只見老公處處擁抱親朋好友（當然全是男士），有時覺得老婆好像隱形消失。在家父權還是最大，有次聽一回電視訪談，土耳其籍的女演員，十七歲就逃離家庭，原因是受不了父親每日的吼叫，和對女兒的不公。女權高漲的德國婦女，當然受不了這群豬的行徑，自然劃清界限，言談中暗暗浮現批評。連德國的男性，也無法接受這樣的男女扮演。

最嚴重的還是青少年犯罪的問題，衛丁和廓次堡在柏林之所以有名，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在這兩個地區，土耳其青少年犯罪率相當嚴重。青少年逃學，群架，甚至毒品交易，青少年性交易，層出不窮，柏林甚至還有土耳其警察，專門巡邏這些市街暗巷，以防止犯罪。這些青少年，雖然在德國長大，但由於在家只說土文，德文程度落後德國學生一大截，甚至因此還發展出自己的語言，一半土文一半德文，算是次文化的一環。記得前一次德國在ｐｉｓａ全世界中學生競試馬失前蹄，竟然在三十四個國家中，排名二十二，當媒體大加批伐時，也有媒體暗暗指出，德國許多「移民學生」，是造成德國學生平均程度低落的主因，所謂移民學生，自然不言而喻。而這些程度低落的移民學生，在處處得不到肯定的情形下，犯罪率高自是相當自然的。

其實這會讓我想到紐約的黑人。但是弱勢被忽略的族群，成為犯罪，酗酒，毒品的犧牲著，好像是種自然的現象，台灣的原住民，美國的黑人，德國的土耳其人，不都是最好的例證？

至少在美國，黑人在音樂電影運動上，都佔有一席之地，而土耳其人在德國卻像是一群文化的孤兒，進不得退也不得。因為長期呆在德國，土耳其本地人早就不把他們當成自己的族胞，而德國人卻也不真正當他們為德國人。媒體少見土耳其文化，也不見有人真正有誠意去討論他們的問題。近來德國因兩德統一造成的經濟困境，土耳其人馬上變成標靶，德東攻擊土人，加上放火燒土人家的新聞常常聽到。當然對這背上納粹醜聞的人民忿忿上街抗議新納粹惡行，喊出容讓的口號，但新納粹還是橫行。有次聽個土藉女演員說道，容讓不重要，因為容讓還是有所謂不瞭解造成的不快，才有所謂容，所謂讓。真正重要的是同理，瞭解。聽了讓我在心裡鼓掌叫好，真是一言直搗德國人問題中心。這個以理性建構的國家，以為任何事都可以用理性解決，以為當我覺得暴力不對，就可以用理性更正，事情就得以解決。其實真正有人去瞭解土耳其人真正的世界？有人去瞭解土耳其青少年文化的困境？真正有人在土耳其商店享受新鮮蔬果時，還能和他們聊聊天，然後在心裡想著，多重文化真是好？這只有德國人自己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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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不讀書

最近巴紐案，搞得綠營人心惶惶，藍營樂不可支，我卻有點輕鬆起來的感覺。




綠營選舉完之後，大家拼命檢討，檢討來檢討去就好像要向選民，不應該說統媒藍營卑躬屈膝，總之就是要先打自己滿地找牙，直到媒體滿意，說民進黨諸位賤民可以起身，大家才要爬起來。應該說還好出了這個巴紐案，終於，民進黨的檢討，可以檢討到真實的問題。

這幾年到底民進黨出了什麼問題，很多人都不注意到邱義仁的角色，可是很詭異的是，在這扁政府換了這麼多人之後，邱義仁卻永遠在那幾個職位調來調去，不是國安會秘書長就是總統府秘書長，直到最近的行政院副院長。這些角色都不用出席媒體，不用常被監督，卻扮演了扁政府的要角，甚至因此讓李扁不合，長扁心結更深，害倒台聯，總之，他的角色，很令人遐想。新台灣週刊在六三三期有很深入的解剖，我的目的不在於邱義仁的問題，反正大家去看新台灣週刊六三三期，自己再去細想應該就有答案。

六三三期有一篇文章講阿扁的外交政策，對邱義仁是言聽計從，其中引了這一段話

曾經在府院高層與邱義仁有過共事經驗、非新潮流系統的青壯派人士認為，「阿扁這八年以來，是透過邱義仁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阿扁缺乏對國際、外交、軍事等事務的認知，也沒有時間和心力自己自修，不像李登輝會找時間自己研究，阿扁都是靠邱義仁所提點的步驟和重點，逐一擘畫民進黨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思維」。

其實這一段話，為了阿扁這八年政策的失誤下了註腳。他因為沒有進修，講白了點，就是不讀書，然後沒有自信執政，所以依賴邱義仁，對他言聽計從，埋下日後台派分裂的因子。邱義仁因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主張鬥爭哲學，所以對內鬥得很兇，鬥走李登輝，甚至要阿扁保持恐怖平衡，這些都讓民進黨受傷不已。

一個不讀書，造成沒有執政的自信，結果可以導致民進黨潰散至今，實在讓人訝異不已。可是仔細思考一下，陳水扁在這八年來，的確沒有什麼有讀書的建議。李登輝不用說，他那武士道的精神，還有奧之細道都耳熟能詳，謝長廷也不惶多讓，他找時間靜下來讀書都是有名的，最近我看他的部落格，他連阿巴斯的電影都知道，的確讓我吃驚，阿巴斯的電影以安靜聞名，政治人物有幾個人能看下去都還要問一下，他卻可以和星光傳奇比較。唯有阿扁，卻很少讓我有驚人之聽，聽到他說話大部分都是什麼『他作十二年也沒辦到』的揶揄之語。（指李登輝十二年也辦不到改國號。）

很多台灣人也不愛讀書，愛熱鬧。愛熱鬧沒啥不好，卻太愛，結果每天吃飯一定要配新聞台，新聞台除了不公正也愛SNG，弄的大家人心惶惶。我常在想，如果把看新聞台的時間拿來看書，會不會大家精神狀況好一點。阿扁算是九零年代中的媒體新聞人物，當初媒體為了反李登輝，連帶的就對阿扁相當禮讓良好，而且他領袖魅力十足，講話具有煽動性，大家都很愛他去站台。當選總統之後，他還是很愛在群眾面前，這次立委選舉，他一肩扛下輔選大責，跑來這麼多場演講，結果群眾也不太領情，立委還是大敗。我就在想，如果他拿那些時間來讀點書，多研究外交政策，會不會巴紐案他會小心點。不過至少不會這麼依賴邱義仁，多找些人問些話，也許會有幫助。

謝長廷算是讀書多的，這連Freddy都很讚賞，卻因此講話比較沒有阿扁那樣的霸氣，講話也多讓人聽不懂。這次選總統，他因此吃了很多虧。我想愛熱鬧的台灣人應該不太喜歡他，說起話來不乾脆講理多。但他現在每字每句都針對重點。他講清廉，就講到程序正義，沒習慣思辨的人以為他不要清廉，其實他是要集結對抗媒體力量，不要隨媒體起舞。他的話語裡很多意思，民進黨以清廉起家，因此，就高標準，起訴就要人退黨。但起訴不是犯罪啊，因此藍營可以配合檢調，起訴綠營，再來配合統媒，羅織入罪。所以要把程序正義當成教育，這在歐美日本是常識，在台灣大家卻迷迷糊糊。你看我講這程序正義就講好久，有讀書的人卻面臨這種困境，很多事要講很久，沒有讀書的聽眾會不耐煩，他們寧願去看SNG，聽記者問你家死了人你難不難過，簡單明瞭又好懂。

想到謝長廷就想到我的政治啟蒙老師，李永幟教授的牽手中文教授方瑜。我們大一時她除了講好聽的史記，講老子之外，還講印度神話，講了好幾節課。重點是他還會跟我們說，在黨外時代他們去聽謝長廷演講，下者大雨，大家撐者傘，卻捨不得離開，眼淚一直掉。一個教我們讀書的老師，可以談者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連到台灣的命運。這樣的老師，卻被謝長廷感動得掉淚。

因此，台灣的總統，除了李登輝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之外，只要是台灣選的，都是不讀書的，陳水扁是，馬英九更糟。財訊雜誌有一期講到藍營組織教授們去幫馬英九上課，馬英九笨到根本就吸收不了，很多教授受不了就放棄了。那他的下場應該比阿扁還慘。他現在的藏鏡人是金普聰，結果這位金先生可以比邱義仁還厲害，至少邱撐了八年才曝光，金先生一開始就跟人吵架吵不完，氣得詹啟賢不幹了。而且金先生也只懂媒體，懂操縱形象，我看政治外交他也不行，馬要怎麼幹下去，真是個問題。台灣的選民被媒體操縱，選出來的都是媒體王子，我想原因也是大部分人不讀書。

在一個讀書風氣盛行的國家，電視大部分都不好看，德國就是一例，他們的電視難看死了，很多家庭，學生都不看電視，有時間寧願拿來看書，看電影，出外踏青。其實德國還不算讀書風氣盛的，北歐更加一等，芬蘭算是從小教育都在培養讀書的，他們鼓勵學生讀書，也讀好書。因此，這些國家政治都很穩定，也培養出很好的政治環境。

德國很好玩，前一任總理施若德，也是媒體起家，甚至在大選中，他因為有媒體說他染頭髮要告人家，結果不了了之。這位重視形象的前總理，講話也很少聽到他講到讀書，卻對中國俄國百般討好，選完卻發現他在任內遷了一條從俄國來的油管，現在去當石油公司總裁去了。我想德國人受不了這位媒體大師，選了一個質樸不得了得梅可爾，他的髮型曾被選為名人中最差的，他的不重形象倒是可見一般。這位說話也不太激昂的總理，選舉時吃了不少虧。不過德國人福氣很好，不，應該是說因為有讀書所以有福報，這位前物理學家，可是讀書讀很多的，他最近重視全球暖化議題，我簡直不敢相信他是保守派基民黨的主席，都比綠黨還綠。我去年聽了一場暖化的演講，主講者就是梅可爾的暖化顧問，他可是全世界跑遍，替梅可爾當說客，要大家住意暖化問題，梅可爾注意暖化問題可見一般。她用暖化議題，巧妙的把德國的地位在歐盟提到了一個高峰，甚至要帶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機器帶動生產，第二次工業革命電腦促進溝通，第三次工業革命卻是能源革命，誰掌握了誰就掌握下一波的經濟，更掌握人類生存。更遑論她注眾人權，在德國接見達賴，在中國接見禁書『中國農民問題』作者。這位讀書讀很多的梅可爾，得到讀書讀不少的德國人敬重，現在民調超越對手百分之五十。

要讓一個人開始讀書，享受讀書，光在媒體要大家讀書，根本就沒有用。要讓人享受讀書的樂趣，就要讓人在讀書時產生腦啡，這樣就會上癮了。但是台灣的教育，大家拿到書就想到學校考試，甚至想到老師的棍子，哪會有腦啡，沒漏尿就很萬幸了。更遑論馬上之後還要增加文言文的比重，文言文一增加，學生想到讀書就一定想到看不懂的天書，那要增加腦啡，我看比登天還難。要讓學生有興趣讀書，一定要把評量制度徹底改變，現行的考試制度，其實是最大兇手。北北基要回到一綱一本，更是扼殺閱讀課外書的最好方法。德國學生在平常，並不常評量，只有在最後的一年，才有所謂的Abitur，這一年中老師會評量學生，用老師評量的成績可以去申請大學。而閱讀，是老師評量的重要一環。學生在這十三年的學習過程中，被鼓勵讀書，自我學習，讀書的習慣就在少考試的環境下養成。

總之，在台灣的封閉教育環境下，我看不到這種惡魔循環的解答。連基測這種評量方式，不變的老師，還是可以繼續用棍棒體罰考試弄壞學生讀書的胃口。其實我們來作個調查，有多少老師還保有讀書的樂趣？這也可以解答出，我們將在總統不讀書的夢靨，哪時要逃出，就看哪時我們會有越來越多喜愛讀書的國民了。

天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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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 Teletubbies Gay?

天線寶寶，這個小孩愛，大人怕的電視玩偶，是同性戀？


這個本來是網路上流傳的玩笑，卻成為波蘭這兩星期的話題，原因是擔任兒童事物調查小組的國會議員Ewa Sowinska，在一個雜誌Wprost的訪問下，提出要組成一個專家小組，討論天線寶寶是否有傳遞同性戀的意涵，並決定是否要禁止天線寶寶的播出。

闖禍的天線寶寶是丁丁(Tinky Winky)，『我知道丁丁會帶一個紅色的手提袋，但我直到最近才知道，丁丁是個男天線寶寶。』身為波蘭家庭聯盟黨（LPR）的議員Sowinska，對雜誌如此說明。『後來有人告知我，說天線寶寶有偷渡同志意涵的嫌疑。』



Sowinska在今年稍早才提出一個立法，要禁止同志從事和青少年有關的職業，比如說學校老師。這次他針對的對像是天線寶寶，這一切聽起來很荒謬，很KUSO，但在波蘭卻不是什麼有趣的開始。波蘭家庭聯盟成立於兩千零一年，這個由Roman Giertych 和幾個天主教聯盟組成的超級極右黨，成立的宗旨是反對波蘭加入歐盟，在他們的集會中，常聽到『猶太人，德國人是敵人』，『要極力保護天主教，反對共濟會』，並『將同性戀送入毒氣室。』的這樣納粹言行。

Roman Giertych主張立法，只要在學校裡宣傳同志的言行，都是犯罪行為，並且將同志老師職員革職。在上次的選舉中，波蘭家庭聯盟主張將外國人趕出波蘭，並且禁止所有東方宗教，甚至空手道學校也不受歡迎。這樣的主張，卻獲得了百分之八的選民支持，並且進入右派執政團體。

經過一週的調查，Sowinska宣布，天線寶寶在專家的調查下，他們並不是同性戀。這次他的調查天線寶寶行為，在國際上得到很多的批評，重點是在已經是歐盟的波蘭，在性別議題上卻和歐盟越行越遠。在去年的華沙同志大遊行中，反對同性戀的人手持棍棒，暴力衝突遊行民眾，警察卻放縱暴力者行兇，這也顯示波蘭政府的心態，而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

大家都在擔心，由於上次的選舉，LPR選的並不理想，他們會用更激進的言論來激化選民，換取選票。而這次的天線寶寶事件，只是一個大事件的小開端罷了。

天線寶寶



Discussion by American young turks



上面那段影片並不讓人舒服，並有很多HOMOPHOBIA的成分，但重點還是有說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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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水草牧羊的農業部長

印度的兒童議會

晚間學校一片鬧烘烘，大家坐在位置上，正在討論學校和地區缺少了什麼。女孩們怯生生站起來發言。『最近，地區水實在很少了，放羊的地方要找很久才找的到。』，『我們的紙筆都不夠用，燈光也越來越缺乏。』一個小女孩扭者手站了起來，『說實在，我們實在什麼都缺。』


認真抄寫問題的女孩Neraj Jath，現年十三歲，白天的他必須趕牛羊找尋草地，再來要回家做飯，晚上他必須要趕到夜間學校進修，但她有個特殊的身份，他是Rajasthan 當地兒童議會選出來的農業部長。今天晚上的聚會，是為了每個月一次的議會，提供當地問題而舉行，Neraj明天將要做五個小時的車，到議會集會的地方，尋找問題解決的方案。

Rajasthan位於印度西北部，是印度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當地的女孩幾乎無法上學，只能幫者家人趕牛羊。而這幾年來，地方乾旱不斷，水源問題幾乎斷絕許多家庭生計。在這麼貧困的條件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計畫正在進行。為了讓當地的孩童學習民主和法律，兒童議會就此成立。這個計畫起源於七零年代，為了解決當地文盲問題，UNESCO和印度政府規劃了『赤腳學校』，提供當地無法就學的孩童在晚間進行課程，學習閱讀和寫作，也增加生活的知識。二十五年後，印度總共成立的一百五十個赤腳學校，三千多個學生受惠，NERAJ也是其中之一。而在每個地區，都成立兒童議會，選取總理和個個部長，大人們只在旁協助，很多事情都要靠兒童們自己達成。

對NERAJ來說，最難的就是說服大人們聽取女孩們的意見，因為傳統中，女孩是沒有發言權的。但NERAJ卻得到家人完全的支持，他是他們家唯一會讀會寫的成員，也是唯一不會膽怯，害怕跟人交談的成員。身為農業部長，他正在寫一封信給當地的獸醫，要請他來學校教導驅趕牛羊的女孩們關於動物的知識。信已經寄出，獸醫請他到他家附近討論上課的可行性，JERAJ隻身前往之後，終於敲定了獸醫上課的時間，和一連串的課程。

這樣的勇氣在當地的女孩們來說是很困難的，『當了農業部長之後，我克服了膽怯的問題，再也不怕跟大人們交談，也認真的考慮我們村子的大小問題。』這樣的自我認識和自信，不只發生在NERAJ身上，當上總理的女孩，也談到這樣的改變：『當了總理之後，我開始有了自信，也對自己有了全盤的思考和認識，我真希望所有的女孩都能有我這番的自信。』而這樣的自信，對NERAJ而言，不只是對自己有影響，也影響到鄰居，甚至整個州。

首先要解決水患問題，NERAJ提出了挖地建造水箱儲存雨水，這個建議馬上被父母採行，並說服鄰居一起實行。這時她有在議會提出建照水井，並且不分階級，都可以來採水的建議。因為在印度很多地區，種姓制度還是深植人心，常常階級比較高的人取得地下水容易，但階級低的卻相當困難。而整個地區，必須開始思考儲水，節水，挖水井，建儲水池，這些都需要教育。到底怎樣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這是NERAJ思考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在他參觀玩木偶劇團之後，突然靈光一閃。如果木偶團能夠設計有趣的劇本，在劇本裡加入教育節約用水，和建造儲水池的方式，那不是暨生動又可以快速的傳達訊息？但這樣的建議，必須得到村裡的同意，而這些有決定權的大人們，又怎麼會聽一個小女孩的話呢？

首先她先在兒童議會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接者NERAJ在空餘時間一個一個的村莊拜訪，在她的詳細說明之下，很意外的得到很多人的讚許和同意，木偶團終於造訪村莊，讓NERAJ的計畫得以成行。

『我們要感謝兒童議會的農業部長NERAJ，要不是他辛勤的奔波，也不會有這麼棒的機會讓我們在這表演給大家看，NERAJ，NERAJ，你在哪裡？』這頭呼喊者NERAJ的名字，NERAJ害羞的走了出來，大家一致的給了她掌聲。對NERAJ來說，能幫大家解決問題，是最快樂的事了，但有了這麼好的機會，NERAJ也要拉者她的朋友，在布偶戲完後，來到舞台前，唱歌給大家聽。

ARTE：360 GEO Reportage 05.27.2007 Kinder Parlament in Rajast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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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死亡

寄件者 Prag0406-0408

荷蘭安樂死法律爭議不斷

兩千零四年七月底，在一個安靜的德國小鎮，坎姆特登(Kempten)，一位樂於助人卻內向的男護士遭到逮捕。這位在老人院工作的二十五歲護士，被指控使用鎮靜劑和麻醉藥謀殺十位垂危病人。護士遭到逮捕護士承認，他實在是無法承受那些病人受的苦，所以提前幫他們解脫痛苦。



這個男護士在德國犯下的是謀殺罪，因為他在未經『病人同意』，自行為病人實施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先撇開未經病人同意這一點，如果他得到病人的懇求，而為病人實施主動安樂死的話，在德國，還是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主動安樂死違法。

安樂死分為兩種，被動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和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被動安樂死是指醫生在評估病重病人的病情，在得到病人本身和家屬同意，不再提供賴以維生的氧氣或機器，讓病人自然死亡。被動安樂死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是合法的，但醫生要主動和司法單位提報，不可以隱匿。主動安樂死是醫生在發現病人病情無法改善，得到病患的請求下，利用注射藥物，主動為病人結束生命。至今主動安樂死在全世界，只有荷蘭和比利時是合法，在其他的國家，都是屬於犯罪行為。

一九七一年，荷蘭女醫師吐魯斯。波斯特馬（Truus Postma）幫助她病危的母親安樂死，結果才被判一星期的徒刑，並可以保釋。這項判決引起荷蘭整個社會的討論。一九七三年，荷蘭安樂死促進會成立，成立的宗旨是：為了增進荷蘭人民對於安樂死的接受度和推動安樂死合法化。這兩個事件漸漸影響荷蘭人對安樂死的看法，因為宗教上的理由，覺得只有上帝可以決定人的生死的這項觀點，在荷蘭，慢慢被尊重當事人對於死亡的決定權所取代。

三十五歲的賈克玲（Jacqeline），小孩已經十一歲大，患有多重硬化症。對於療養院有抗拒的她說，「如果我的未來是要在療養院度過，那寧願讓我一死了之。」在九零年代中期，她的病情惡化，此時，賈克玲請求醫生執行安樂死，她就好像安樂死EUTHANASIA的拉丁文原意般，求得「美麗的死亡」。賈克玲天主教的先生贊成他太太的決定，「賈克玲知道，她的健康會持續惡化，這樣痛苦的生活，並不是上帝創造人的目的，上帝創造我們，是要我們好好享受人生。」

四十三歲的愛夫（Elf），患有不可治癒的肺部疾病，並不想等到自然的死亡。他對生命產生質疑，「當我不能在享受生命的時候，我能從生活中得到什麼？生命的價值在哪裡？」愛夫的醫生決定幫他主動安樂死。

慢慢的，司法機關也順從民意，對執行安樂死的醫生或心理諮商師判決寬容。一九九三年，一位心理諮商員恰伯特（Boudewijn Chabot）幫助一位患有強烈精神官能症的母親安樂死，因為她失去兩個兒子，也喪失求生意志，法官判決諮商師無罪。更有名的是荷蘭前政治人物愛德華。布龍傑斯馬（Edward Brongersma）決定要主動安樂死，因為他覺得自己年華老去，心理無盡的寂寞，此時的愛德華想念有品質的生活，對於現在的生活感到不滿和痛苦。醫生給他足夠的嗎啡，幫助其脫離人生的苦海。結果醫生被判無罪，也給予想要脫離無盡苦海的老人們一線死亡的生機。

二零零一年，荷蘭通過安樂死法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允許主動安樂死的國家。在全世界其他的國家對於這項法律還存疑時，在荷蘭這個低地國，卻有百分之九十的民眾，贊成主動或被動安樂死，賦予醫生藉由專業的判斷，幫助無求生意志的病患死亡。

這個法律遭致國外的媒體的聲討，國外的媒體包括CNN，都對荷蘭的新法律產生質疑，大喊這是人類意志的淪落。當時的首相寇克（Wim Kok）極力捍衛這項法律，「我們不須為通過安樂死法感到羞恥，媒體對於這項法律並沒有真正的瞭解。這項法律對於醫生或心理諮商師還是有很高的要求，對於所使用的藥物也有嚴格的管理，這並不是說，醫生就可以任意使用安樂死，且無法可管。」

新的法律規定，只要醫生符合三個條件，對於病人的主動安樂死並不受罰。病人必須患有無法治癒的病症，而且痛苦的無法承受，並且主動且明顯的表達出想死的決心。醫生必須小心的照顧病人，並且向一個以上的同事商量，最後病人死亡之後必須讓法醫鑑定屍體。十七歲以下的青少年必須有父母的同意才可以實施安樂死。

什麼是無法承受的痛苦呢？以前需要有檢察官的參與，新的法律採取一種較寬鬆的方法判定。醫生或心理諮商師，法官和所謂的倫理學家組成一個委員會，只要這個委員會判定病人的痛苦無法承受，醫生就可以執行安樂死。

這樣看起來，沒有得到病人首肯的安樂死還是一種謀殺，醫生並不能任意決定病人生死。安樂死法律似乎是一種尊重人性，人權先進的表徵。但在荷蘭的醫院卻發生了一個怪現象，越來越多病重的患者，在脖子上掛起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醫生，不要讓我死』。這個所謂的求生卡（Credo Card），可以避免醫生在他們昏迷的過程中，對於病人實施主動或被動安樂死。

這個看起來很諷刺的求生卡，卻也無形中觸動荷蘭醫院的黑幕，也就是愈來愈多的醫生再也不詢問病人的意志，對病患實施安樂死。這是英國醫學雜誌Lancet對荷蘭醫生做匿名問卷時，怵目驚心的發現。

家庭醫師楊正遭逢一項難題：渡假的機票已經定好，旅館如果取消，錢也拿不回來，另一方面，癌症末期的老爹正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需要醫生從旁協助。醫生轉念一想，老爹也活不過幾天，早走晚走都是走，何苦讓他影響假期。這時醫生拿起高劑量的嗎啡，注射到老爹體內，這劑量高到足以殺死他。可是重病的老爹，還並不想與世長辭。

奇蹟發生了，當醫生回來檢查病人是否病逝，結果重病已久的老爹竟然心情好的坐在床邊。原來這是幾星期以來，老爹得到最足夠的嗎啡劑量，讓他能夠忍受疼痛。因此，醫生的假期也泡湯了。

這是荷蘭醫生口耳相傳的玩笑，卻也相當反應歐洲醫界某部分的事實。當醫生卡若‧古寧(Karel Gunning)聽到同事向他轉述這個故事時，嚇了一跳。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將病人安樂死，是如此的輕易和正常，也不需要任何嚴肅的理由。更讓他感到憂心的是，這個笑話，已經距離事實不遠。

持相同看法的醫生不少，長期觀察荷蘭醫界現象的醫學倫理學家歐登庫(Fuat Oduncu) ，和慕尼黑大學法律醫學研究所所長愛森埋兒(Eisenmenger)，都對安樂死質疑。他們根據長期匿名問卷所做的結論表示，在荷蘭發生的安樂死病患，到底是非法被殺還是被謀殺？

造成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律控管不嚴。雖然在荷蘭，沒有得到病患同意的安樂死算是謀殺罪，但在這十年來，沒有任何一位醫生遭受到控告。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地鐵逃票者被逮到的機會，竟然比逮到非法將病患安樂死的醫生機率來的大的多。如果醫生不小心被逮到，那他也不用太擔心，因為最重要的證物，是被告醫生自己寫的報告。

如果醫生是遺產繼承人，新的法律也禁止他為遺產所有人安樂死，因為這樣的話，他就有為了財產而犯罪的嫌疑。不過如果真有人這樣幹了，也沒啥大不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安樂死法律並不受檢調體系的干涉，如果有醫生犯了違反安樂死法律的案件，他並不接受檢察官的調查，反而是一個由醫生組成的委員會。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醫生甘犯眾怒，挺身指控其同事犯案。

在荷蘭，至今只有一位醫生因為為病人安樂死而遭到判刑，而且罪刑和安樂死本身無關。兩千零二年，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醫生，將病人主動安樂死，結果他在死亡證書上寫下自然死亡。醫生被判偽造文書罪，罰款五千盾（Gulden荷蘭幣值），折合台幣九萬元。

阿姆斯特丹犯罪學家儒頓福朗司(Chris Rutenfrans)，在德國愛爾朗恩(Erlangen)舉行的會議中報告一個案例：一個病患因為家庭因素，向醫生表達要死的決心。這位醫生很清楚，病患這樣說的原因是，他的老婆已經不想照顧久病的丈夫，要他在安樂死和療養院作個抉擇。結果病患選擇安樂死，醫生也照辦。

一九九零年，檢察總長瑞摩靈克(Jan Remmelink)發表了一份對安樂死所做的調查，也就是著名的『瑞摩靈克報告』。報告中指出，只有很少的醫生在執行完安樂死後，會據實寫下死亡原因。在報告所研究的那一年中，有三千三百個病患死於醫生主動注射毒品，或是使用過量嗎啡，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案例，是沒有經過病患或家屬的同意。

更多的案例是，病人因為醫生並沒有徵得病人的同意，拉掉維生器材，或不再供給醫療而喪命，很多並不是因為真的病危，而是醫生覺得如果他們繼續生存下去，生命品質會很差，所以驟下決定。

根據瑞摩靈克報告，在十三萬件的死亡案件中，大概有兩萬件的死因，是經由醫生判定而執行的死亡。新的數字並不清楚，因為九零年之後就沒有相關的研究，但因為愈來愈少的醫生在執行安樂死之後，向政府機關報告，所以這個數字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雖然看起來這麼令人不可理解，好像醫生無形中扮演死神的角色，不再是救人的活菩薩，但在荷蘭，要改變這樣的現狀已經非常困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已經將安樂死當作在平常不過的事。尤其是年輕人，他們相信，如果病重時，還要和一堆機器綁在一起，那簡直和活死人差不多，這時還不如有尊嚴的安樂死。。

這件事在德國卻很不一樣。根據一項病重癌症病患的問卷，在德國，大部分的病患，並不會想到安樂死解脫。甚至有些病患，已經痛到需要疼痛醫生的安寧療護，還是想辦法要活下去。他們從很多的經驗學到，其實人生還是會有奇蹟出現。

醫學倫理學家歐登庫表示，「大部分的人其實在走到最後一程時，並不想那麼快的死去。他們並不想受苦，但他們也不想死。」根據他的研究發現，只有很少的癌症病患，在最後會痛到連嗎啡都無效。可惜的是病人得到的嗎啡量其實都不夠，只有百分之十的癌症病人得到他們該得的量。

已經是全世界最寬鬆的荷蘭安樂死法律，還是有人不滿意。『荷蘭自殺協會』（NVVL）是荷蘭促進安樂死最激進的團體。他們發起一項所謂自殺藥片的計畫，也就是批准每個超過七十五歲的老人，隨身攜帶自殺藥片，隨時可以自己安樂死。但這樣不可思議的要求有人認為還是不夠，因為這種法律『歧視』年輕人。這樣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政府機關的首肯，為了避免自殺成為社會的風氣，荷蘭現任總理巴肯德(Jan Peter Balkende)表達了反對自殺藥片的要求。

因為各個教會都反對主動安樂死，很多人會誤以為這是教會的宣傳，其實，已經有很多的人投入反對的陣營，其中包含許多社會主義者。這些以往對於人權最堅持的社會主義者，現在也為了反對主動安樂死而努力。但他們和教會的理由不同，他們並不是因為人的生死權只有神能決定，而反對主動安樂死，反而認為，主動安樂死在現今的法律下，並不能真正賦予人決定和使用他的權利，反而讓許多人，像是醫生，邪惡的濫用他們的權力。

這樣的允許安樂死真的是人權的表彰嗎？很多人開始在懷疑，政府是因為花費在國民健康上越來越多的錢，才慢慢誤導人民認為主動安樂死是一種神聖的事，以減少國家的醫療開支。這樣的想法雖然還沒有證據，卻慢慢的被耳語傳遞。法律如果愈來愈寬鬆，也就會有更多的政策因素甚至是經濟因素，會跑到決定病人死亡的這塊禁地。其實，大部分反對安樂死者，並不是真正的反對安樂死本身，他們只是不願意，我們以後的生命，是被一些計算健康保險的數學家所決定罷了。

參考資料

1.Die Zeit 06/2001 Die letzte Huerde

2. Der Spiegel Nr 30 7. September 2004
Der Gedanke der Toe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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